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一般大多是指结婚年龄的下限。由于婚姻关系特殊的性质和特点，法定婚龄通常作为评判男女双方是否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的一般标志（除此之外还包括精神健康状况）。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一种社会方式，是作为社会细胞家庭的起点。因为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具备适婚的生理和心理条件，才能在婚后真正担负起对配偶、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法定婚龄作为划分自然人结婚行为能力的基本标准的同时也受到来自自然人的身体发育状况和社会因素（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文明意识）的制约。法定婚龄的制定不仅仅是从保护私人的合法权益出发，而且兼顾一定时期的社会公共利益，如一定的人口状况、政策和相应的历史传统风俗道德等。

　　但是，随着目前我国国民整体身体和心理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现行《婚姻法》对法定婚龄的设置在操纵性上存在一定程度上滞后性。

　　一、我国婚姻法对法定婚龄规定的历史演变及现状

　　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0周岁，女18周岁。这与当时建国初期的社会现状是相适应的，在反对过于早婚保护民族健康的同时又能保证国家初期社会建设对新生劳动力的需求。后随着我国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为了进一步贯彻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科学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的要求，现行1980年的《婚姻法》将法定婚龄提高到了男22周岁，女20周岁。

　　于此同时，我国《婚姻法》对法定婚龄还有一个相对变通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的民族婚姻家庭情况，制定变通的规定。”从现行的相关变通规定来看，基本上将法定婚龄男女统一调低2周岁，即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

　　法定婚龄在我国《婚姻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指导性。与此同时结合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我国《婚姻法》在明确规定相关法定婚龄的同时，又规定了“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我国目前对于晚婚晚育定性为“女满23周岁，男满25周岁的初婚为晚婚”。晚婚晚育相对于法定婚龄的强制性而言是一种鼓励性的可选择性的权利，但面对我国目前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高压下，作为城市居民的大部分和农村居民的小部分男女初婚的年龄基本上都达到了关于晚婚的年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法定婚龄在无形之中被实际提高了3周岁。

　　二、其他国家对法定婚龄规定概况

　　从现行各国的法定婚龄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指法定的最低年龄。纵观其他各国对法定婚龄的规定来看差距较大。如英国规定男女皆为16周岁；法国规定男18周岁，女15周岁；日本规定男18周岁，女16周岁；意大利规定男16周岁，女12周岁；西班牙规定男14周岁，女12周岁；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对于法定婚龄的规定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是男15到21周岁，女为14到18周岁；俄罗斯基本上规定为男女皆为18周岁。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现行的法定婚龄相对而言是对最低结婚年龄限定最高的。

　　三、我国现行《婚姻法》法定婚龄面临操作性的滞后问题

　　1、对女性合法权益保护的年龄成本增加，滞后于自然人的心智发育水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整体的营养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目前青少年身体生理的发育期限普遍提前三到四年（基本上青少年的青春期从11岁便已经开始）。加之我国近年来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完善提高，以及现代医学生理知识的普及和传统礼教文化的日渐松散，使现代的年轻人们对性有了更加科学和相对开放的认识。因此，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前同居的现象变的日益普遍，而在这种看似有悖“道德”的现象中，女性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生理心理以及以后婚姻家庭生活），致使一些未达法定婚龄的女性在遭受一定侵害（包括身体精神以及情感）时，不能援引《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来维护自己实际事实婚姻中“合法”权利。而且就目前我国青少年的心智发展及成熟状况的年龄要比以前得到了显著的提前，也就是我国目前青年男女的心智面对感情以及婚姻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婚后责任的分担问题已经在年龄上大大提前。当然我们现在的父母不能拿自己传统的婚姻家庭观来衡量新一代年轻人的婚姻家庭观，因为大部分80、90后所接受的教育多为现代的教育理念加之传统文化关于家庭婚姻观念教育的缺失，未来作为社会最小的生活集体组织单位的家庭观念也必将逐渐被人所淡忘，而作为独立人的自身独立的价值将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新的支撑作用。

　　2、对我国人口结构及社会发展存在的隐性问题

　　计划生育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遏制我国人口的非理性增长（这种非理性：一种是建国之初所倡导的“人多力量大”，一种是重男轻女的落后封建思想作怪），但是随着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我国对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大力贯彻，非理性生育的现象基本上已经很少。但是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因素所致，在国家出台相关禁止规定以前人为流产（几乎全是女胎儿）现象非常普遍，致使造成目前我国大致相同年龄段严重的男女性别失衡，据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我国将有3500万的适婚男性找不到相应的适婚女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即将进入转型阶段，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大规模老龄化带给未来青年和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从而进一步使我国新生劳动力更新代际时间增长，容易出现年轻劳动力不足的状况，进而影响我国社会的整体长远发展。目前法定婚龄相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形式，理应作出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调整逐渐缩短我国代际更替的周期时间。

　　对于对人口增长的担忧，就目前来看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国民尤其是现在的80后以及即将达到适婚年龄段的90而言，面对现在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以及结婚和生养子女的高昂成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单身甚至丁克（拒绝生养孩子）一族，至于选择生育两个的现象就更加日趋减少。因此只要严格限制人口的生育数量，对于法定婚龄的微调不会引发人口再次的非理性增长。

　　三、对我国现行《婚姻法》法定婚龄的建议

　　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变动，面对当前飞速发展的社会状况法律应充分的发挥其知道和预示作用，而不是过度的滞后于当前社会相关领域的发展而熟视无睹。

　　对于我国现行法定婚龄的规定无论是比较与西方各国还是纵观我国目前社会的现状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都应该在不违反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适当的将法定婚龄调低。以使其能够更好的促进家庭这种社会细胞组织的健康态年轻化发展，因为我国不论是国民的身体发育心智成熟的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的社会文化氛围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为了更广的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调整我国已经失衡的男女性别比例问题；对抗即将到来的大规模人口老龄化风险以及对于预见性的避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度或时间过长从而对我国新生代劳动力产生不足造成的不利影响。

　　据此，应该适当通过新的立法合理的重新调底我国现行《婚姻法》的法定婚龄。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
最大诚信原则是民法诚信原则在保险法领域的延伸，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也是保险法的基石,为了更好地说明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深入考察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也是整个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石。
一、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
保险法有很多原则，如合法保险原则、自愿原则，但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那么，在这么多的原则中，为什么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保险合同的民事性质。保险合同在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的一种，除了受保险法调整外，也受合同法的调整。保险双方订立保险合同在本质上是民商事合同。因此，适用于民商事活动的首要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同样适用于保险合同。
（2）保险活动的特殊性需要最大诚信原则作为首要原则。保险活动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保险合同具有一定的射幸性，所谓的射幸性也指不确定性。因此，如果保险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不恪守最大诚信原则，则有可能使保险活动彻底落空，而且当事人受到损失。此外，保险合同的射幸性也经常被违法犯罪分子所利用，因此必须把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首要原则才能防范这些情况的发生。
二、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石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还体现在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石。如果没有最大诚信原则，保险法律体系便不能建立。原因是：
（1）保险合同的注意义务比较高。
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的注意义务非常高。如保险人要对投保人所投保的财产状况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者对被保险人的年龄、身体状况进行细致的审核。但是由于保险人财力、精力有限，因此可能无法完全审核这些事项，所以需要投保人尽完全的告知义务，在最大程度上做大最大诚信。
因此，如果没有最大诚信原则，保险活动中可能会充满了欺诈，妨碍保险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险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2）保险经营中信息严重不对称。
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很强，普通人一般很难理解保险经营中的格式合同。由于保险合同条款是专业人士拟定的，其内容往往很复杂并包括诸多保险专业术语，一般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特别是涉及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的条款很难准确理解。因此，如果没有对投保人和保险人最大诚信的要求，保险人以及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受利益的驱动而可能发生的逆选择将大大增加，从而危及到保险行业的正常发展。
如果这种信息不对称不能被平衡，则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保险活动也无法顺利进行。因此，这种信息不对称要求保险人尽勤勉的义务，即坚持最大诚信原则。
三、最大诚信原则下保险法律关系当事人的义务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中的重要地位不是空泛的，而是具体的。各国保险法根据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引申出了很多具体的义务，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本文详细论述之。
（一）如实告知义务
如实告知是指在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双方当事人应当向对方当事人如实陈述应该说明的的重要事实，原因是这些重要事实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决定是否愿意缔结保险合同。如在健康保险场合，投保人就应该向保险人如实告知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保险人决定是否愿意承保。
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就是对告知义务的具体规定。
（二）保证义务
保证是指保险人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某一事项的作为或不作为或对某种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作出许诺。保证是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承担保险责任所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义务的条件，其目的在于控制风险，确保保险标的及其周围环境处于良好的状态中。
如在财产保险场合，投保人保证将正确合理使用作为投保标的的财产，而不会将保险标的置于过高的风险之中，使保险人承受不利。
（三）弃权与禁止反言的义务
弃权是指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放弃其在保险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权利，通常是指保险人放弃合同解除权与抗辩权（但保险人弃权的范围不得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不得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抛弃对于事实的主张）。禁止反言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既然已经放弃其合同中的某项权利，日后不得再向另一方主张这种权利，也称禁止抗辩，在保险实践中主要约束保险人。
在最大诚信原则下引申出弃权和禁止反言的义务主要是为了限制保险人，因为在保险活动的实践中，保险人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并且利用格式合同来排除投保人的一些权利。为了平衡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做这样的制度设计是相当有必要的，有利于维护双方之间力量的平衡。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