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3年西部开发工作的通知


（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办发（2002）66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实施西部大开发三年来，方针正确，措施得力，进展顺利，成效显著，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明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显著加强，科技教育和人才开发工作的力度加大，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取得新的进展，西部大开发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21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贯彻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四月、五月两次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着力解决西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开创西部大开发的新局面，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做好2003年西部开发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实施西部大开发，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加快建设祖国西部绿色屏障，力争十年内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要高度重视退耕还林工作，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抓住粮食库存较多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实施退耕还林的力度。2003年，安排退耕地还林任务5050万亩，荒山荒地造林任务5650万亩，其中京津风沙源治理区退耕还林和荒山荒地造林各500万亩。确保补助粮食和资金按时足额兑现，确保林木种苗保质保量供应，努力提高造林的成活率。

　　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的力度，尽快启动退牧还草工程，实行休牧育草、划区轮牧、封山禁牧、舍饲圈养。抓紧研究制订草原生态保护建设规划和退牧还草的实施意见。对退牧还草给予必要的饲料粮（利用陈化粮）和投资补助，以国家投入为主带动地方和个人投入。落实草原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以草定畜，严格控制草原载畜量。

　　积极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水土保持等生态建设工程，实施江河湖泊水污染治理、城市大气污染及酸雨治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等环境保护工程。把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与生态移民、农村能源建设、基本农田建设、农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在总结以往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生态移民规模，由国家给予适当补助，有步骤地解决西部生态地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已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易地安置和开发问题。同时加快封山绿化、禁牧育草。抓紧研究制订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规划和政策。

二、继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抓好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争取在十年内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集中力量建设好青藏铁路、西气东输，以及在建的或已经审批的西电东送、水利枢纽、公路和铁路干线、市政建设等重点工程。根据规划要求和实际情况，适当开工一批必要的水利、交通等建设项目。通过节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结构调整等措施，保护、开发、利用好西部地区宝贵的水资源，加强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和水资源的统一调配，合理勘探开发地下水，解决重点流域生态用水问题。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

　　抓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加强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建设，兴建中型水源工程，修建小型蓄水、提水、改水工程和水窖、水池等微型集雨设施。进一步解决农村饮水问题，重点解决西部地区由于水源等条件变化而新增加的1300万农村居民的饮水困难问题，改善高氟水、苦咸水地区居民的饮水质量。全面建成通地（州）县沥青道路，推进西部地区县际公路建设，优先改造具有交通通道、经济走廊、旅游线路和口岸通达作用的县际公路，兼顾通乡镇公路的改造，争取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具备条件的县际间公路基本完成路面改造。2003年，开工改造西部地区县际公路2万公里。加快西部地区农村沼气建设，由国家给予适当补助，在西北地区积极推行暖棚沼气、秸秆气化。抓紧研究制订西部地区农村能源建设规划和政策。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小水电以及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尽快解决300多个无电乡镇的用电问题。继续搞好以工代赈，加强贫困地区乡村道路、基本农田、小流域治理等建设。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加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三、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社会事业

　　结合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任务，加快西部地区科技开发应用和科技能力建设。加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重点工程的科技支撑，加快节水农业、草业、生态农业、旱作农业、防沙治沙、清洁能源、优势资源转化与综合利用等先进适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加强西部地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西部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进程，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力争在五年内使西部地区基本“普九”，到2010年，使西部地区“普九”人口覆盖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就学率，减少辍学率。加快农村初中校舍和乡镇中小学校计算机网络信息站建设。加强师资培训，通过音像和远程教育等手段，积极促进教育普及和教育质量提高。继续加强西部高校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扩大高中招生。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城乡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倡导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引导广大干部振奋精神、艰苦创业，积极投身西部大开发。抓紧做好“西新工程”第三期工作，继续推进新通电行政村广播电视设施建设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加强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及乡镇文化站建设，重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重视地方病、传染病以及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治。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建设，增加流动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车配置。加大对西部地区体育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服务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发挥它们对扩大就业和繁荣经济的作用。重视解决老工业基地、矿山城区、军工企业所在地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支持就业压力大的资源开采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面向市场需求发展接续产业，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到有劳务需求的地区就业。有重点地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多渠道开辟就业领域，积极组织劳务输出，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转移。

四、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

　　根据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名胜古迹众多的特点，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绿色产业、旅游文化事业、高科技产业，引导西部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西部开发要吸取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一开始就要高起点，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切实防止东部地区污染企业、被淘汰的落后工业设备向西部地区转移，防止一哄而上，搞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出现房地产过热现象。

　　加快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围绕棉花、糖料、水果、肉类、奶类、花卉、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培育和扶持一批从事生产加工和市场流通的龙头企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有机食品。加强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的调查评价与勘察，合理开发水能、天然气、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稀土、钾盐、磷矿等优势能源和矿产资源。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西部冶金、化工、建材、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振兴装备工业，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软件等高技术产业。加强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快发展特色旅游业，研究制订西部地区旅游规划和政策，加强旅游资源保护，继续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境内外资金投入，培育一批精品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加强规划指导，依托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培育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推动重点地带开发，带动其他地区发展。

五、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进制度创新，着力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和依法行政水平。坚决实行政企分开，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规范审批程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打破地方和行业垄断，切实保护生产经营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公平竞争和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加快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步伐，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继续发展商品市场，抓紧培育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

　　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政策措施，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重点扩大农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落实西部地区商业、外贸、银行、保险、旅游、电信、会计、法律、市政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特许权项目、项目融资、企业上市、产权出让、企业购并和中外合资、合作基金等方式吸收外资。进一步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积极引导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面向西部地区再投资。研究制订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政策措施。加快发展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对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对沿海地区开放，把西部的资源、市场、劳动力优势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六、加强法制建设、人才开发和政策支持

　　借鉴国际上运用法律手段促进欠发达地区开发的有益经验，本着突出重点、逐步完善的原则，建立健全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西部大开发法律法规问题的研究，实施《退耕还林条例》，逐步研究制定西部开发投资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退牧还草、人才开发等法规，研究提出促进西部开发的法律草案，把西部开发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贯彻落实《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全面加强西部地区党政人才队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促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发展。认真分析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和问题，制定相应的人才开发政策。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条件和机制，稳定和发展当地人才队伍，大力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大干部交流工作的力度，鼓励人才和智力向西部地区流动。加强西部地区人才培训，重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国家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对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扶贫开发等方面，继续加大中央投资力度。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同时，加大金融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有关地区和部门要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的情况，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抓紧落实支持西部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推进开发的政策措施，西部地区要进一步落实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东部和中部地区要积极支持和参与西部大开发，加强东西经济合作和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需要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支持，但西部地区最终改变面貌，要靠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要把各方面的支持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步形成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广泛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扎扎实实地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对交强险赔偿责任是否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问题的探讨

商平度


　　目前，一些法院出于最大化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考虑，在确定保险公司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时，不区分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的限制，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一做法于法无据，违背了在司法裁判中法律适用的原则，不仅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而且使得交强险业务无法实现长久良性运转，有损交强险法律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
　　一、交强险法律制度的实务内涵
　　《道路交通安全法》（下称道交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2006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交强险条例，对交强险制度从投保、赔偿到监管作了全面系统规定。其中，交强险条例第23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同年6月19日，中国保监会批复明确了在全国统一适用的交强险条款和费率，审批了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自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进入全面正式运行阶段。交强险制度运行近两年后，2007年12月14日，中国保监会进行了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2008年1月11日，中国保监会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责任限额、费率水平进行“双调整”，确定了费率调整方案，并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内容如下：根据交强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在综合分析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确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规定从2008年2月1日零时起实行新的责任限额：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人民币。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人民币。中国保险协会同时对交强险条款的责任限额进行了同步修改，上述基础费率、责任限额和交强险条款构成了目前我国交强险业务中实际运行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二、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
　　一些法院之所以不区分无责与有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认为交强险第23条虽然对此有规定，但保监会并未会同交强险条例要求的有关部门制定责任限额，认为是保监会单独进行的责任限额公告，不能在审判中适用，也不能援引。这是对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保障功能缺乏全面认识。交强险作为一项全国适用的社会保障的强制公共政策，其交强险基础费率、交强险条款、责任限额都是全国统一适用的，这种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定要求，不允许个别地方进行随意变更；按照交强险条例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要求，保监会及有关部门在保险费率、保险条款和责任限额的确定上是整体化考虑设定的，并且要求交强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并对其进行审核公开。保监会在审批基础费率时，是只考虑交强险业务的成本因素，不设定预期利润率，即费率中不含利润。这样的考虑有利于降低费率水平，有利于广大投保人。交强险条例第23条之所以规定实行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是根据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保障，有利于减低赔付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控制风险，降低费率水平。而无责情况下的分项责任限额，一方面是体现了对受害人的保护，无论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均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也兼顾投保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公平性原则。交强险的赔偿资金来源于广大投保人的保费，分项责任限额的标准设置不仅关系到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关系到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此交强险条例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需求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和投保人经济承受能力，遵循保险行业的风险统计与精算的业务规律，实行社会效益优先与实行商业化运作相协调的经营模式，制定的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强制保险分项责任限额。而且，实行分项责任限额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做法。对上述内容，在交强险条例发布时，国务院法制办、保监会负责人就交强险条例答记者问中均有明确阐述。交强险作为一种强制保险具有法定性、社会性和公益性，保监会按照该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与制定的交强险费率、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费率奖惩调整和交强险条款是一个整体规范，交强险费率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一个相互对应的整体。
　　三、责任限额立法本意的梳理界定
　　在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时，是裁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承担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认识。因此，依法确定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是统一认识的关键。因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在道交法、交强险条例不同条文中出现，需要对有关条文进行文本含义的梳理分析。一是道交法中的规定。第75条：“……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于上述两个法条中的责任限额分别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和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因此，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内涵尚不能唯一确定，只是原则性的表述；二是国务院依据道交法第十七条的授权，所颁布交强险条例中的规定。第21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与道交法第76条规定一致；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也是抢救费用。但对于抢救费用这一法律概念，在交强险条例第五章附则中进行了解释，第42条规定：“……(三)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此得出，道交法75条中的抢救费用对应的责任限额范围应当是医疗费。如上所述，交强险条例第23条是对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具体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分项责任限额，保险公司在进行赔偿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保险人有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有责分项责任限额；另一种是被保险人在无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分项责任限额。对于如何划定被保险人有责与无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范围，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规定。因此，道交法和交强险条例中的责任限额都是指分项责任限额。对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修正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社会上对第76条的误读明确指出，强制保险在三者险的范围内不是不认过错全部赔偿，保险公司什么情况下赔，什么情况下不赔，关键词是“责任限额”，是“责任”加“限额”，是讲责任的，不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赔偿，怎么赔，责任怎么定，限额怎么定，由国务院规定。因此，对于责任限额这个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当以交强险条例的条款文本含义为标准。只有按照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定依法处理事故赔偿问题，才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关键。
　　四、不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后果分析
　　如果在司法和行政执法中，单独在赔偿环节上，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确定赔偿责任，而是以责任限额总额为准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是擅自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在整体上将导致交强险业务的亏损，无法实现交强险业务的长久良性运作，使得不盈利不亏损的交强险运行原则落空。如果保监会为维持该项保险业务的整体不盈不亏，势必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险费率，这对于广大没有发生事故的投保人将是一种极大地不公平。而且，国家频繁调整费率也会导致交强险制度的不稳定。从个案看，虽然不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做法最大化的保护了受害人利益，但却不是依法保护。而且，交通事故往往同时涉及多个受害人和人身死亡伤残、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项目，如果不按照法定的分项赔偿限额，可能导致受害人最需保障的相关项目得不到适度赔偿，导致相关人合法利益保护的冲突与失衡。举例来说，如果在一次事故中有一个受害人，财产损失3万元的话，保险公司就要赔偿3万元，而不是有责情况下的分项限额财产损失的2千元；如果有两个受害人，一个在事故中财产损失是10万元，而另外一个受害人是伤亡的情况，涉及的赔偿金也是10万元，按照不分项赔偿的话，两者是同等保护，在12.2万元的总额内，只能是各得赔偿6.1万元。这显然与交强险重点保障人身伤亡的制度安排相悖，对于伤亡的受害人是不会答应的，法官最终可能被迫回调到分项限额赔偿，让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得到赔偿2千元，使伤亡的受害人得到12万元；如果在司法中出现不分项和分项责任限额并存的情形，那么法官的裁判随意性也将无法控制。从目前交强险费率水平与责任限额保障能力看，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投保人的经济承受条件所限的基本保障。以目前的赔偿责任限额，只能是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适度赔偿，但这种适度赔偿是区分保障重点的适度赔偿，不可能完全满足受害人利益的全面保障，尚需要投保人在交强险之外，对机动车另投商业险予以补充，或者事故侵权人自身具备经济赔偿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是通过随意加大保险人的法定保险责任，来追求被害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
　　五、保监会公告、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
　　在保监会的《公告》中，已经讲明是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这与法定的交强险条款的内容是一致的。如果认为这是保监会单方就责任限额进行了《公告》，认为保监会仅仅是出于行业利益的保护，所审批的交强险条款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对受害人第三方利益的损害，是一种机械片面的错误认识，这是对保监会的法定职责和交强险条款效力的误读。保监会的法定职责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着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不是保险行业的利益代言人。如果认为保监会的《公告》无效的话，应当由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查，并在备案审查程序中予以纠正，但目前并未撤销，而且在保险实务中一直在运行。从另一个角度讲，不区分有责无则的责任限额总额12.2万元是《公告》规定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人为相加，如果《公告》无效的话，这种人为相加的12.2万元总额也就没有了出处。作为司法机关不能认为公告部分有效，部分无效。责任限额在交强险条款和交强险保单中，交强险的各分项赔偿限额都是分项予以载明的，并无交强险总责任限额的规定。责任限额总额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将有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人为相加得出的总责任限额不能与交强险费率、交强险条款相互对应，不符合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在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中，财产损失的风险概率是高于人身伤亡的风险概率的，照此赔偿的话，保险公司对此就要用交强险保费的大部分用于支付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这显然背离了交强险分项限额优先保障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制度安排，直接危及交强险制度的正常实施。这种选择性适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做法，使得交强险条例有关规定被人为规避，实质上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介入了行政立法规制的范畴，是在复杂的保险业务领域创设规则，破坏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定的完整性，损害了法制的统一。
　　对于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交强险条例第6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第38条中规定，保险公司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交强险业务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或吊销许可证。由此可见，交强险条款属于法定险的法定条款，是保监会审批后发布全国的，任何人都不得变更，它突破了传统的保险契约自由约定原则，不同于保险法所规范的商业保险。如果认为交强险条款是损害了受害人作为第三人的利益，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通过对第三者伤亡时的约定，使保险公司应承担的法定赔偿义务进行了“缩水”,是对交强险条款的制定主体的法定性和法律效力缺乏正确认识。另外，交强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属于法定免责事项，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无需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而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免责事项说明义务仅适用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而不适用法定条款的法定免责事项。因此，不能简单的将交强险条款认为是保险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审判机关应当对保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作出合法有效的认定，并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六、对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司法适用原则
　　交强险条例相对于道交法虽然是下位法，但交强险条例是道交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的具体办法，属于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司法适用原则，应当首先适用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范。道交法作为上位法，是通过其中的授权条款将其责任限额这一原则性规范在交强险条例中进行了具体规定。如果以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原则性表述认为就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责任限额总额，等于否定了交强险条例中的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的文本含义。在司法裁判和行政执法中，在原则规范与具体规范不存在冲突或具体规范不存在缺失的情况下，直接从上位法原则性规范中确定赔偿责任限额含义的做法，属于随意扩大解释，违背了法律适用应当首先寻找具体法律调整规范的原则。对于交强险法律制度来说，立法者之所以在道交法中有原则性规定，又授权行政立法制定具体办法，是因为交强险所调整社会领域的性质所决定的，对于交强险这一新型的强制保险业务，应有行政法规来规制其具体的运作。因此，应当从交强险条例中全面解读交强险法律制度，了解保监会监督管理职能和保监会所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综上，交强险业务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应当适用交强险条例。保监会依据授权对交强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实际需要，也是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
　　七、对最高法有关批复的理解问题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理一起关于交强险合同纠纷的再审案件时，审委会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只应作限制性理解，即“财产损失”是指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物等财产损毁而造成的损失，也就是狭义的财产损失，故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对其他人身伤亡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因此，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免赔范围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针对该重大分歧，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后作出了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的答复（〔2009〕民立他字第4号）。该批复确认了交强险条例第22条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即医疗费用限额。因此，该批复是遵守了交强险条例第23条分项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
　　此外，对于保险公司在抢救阶段与诉讼阶段的责任性质问题，有的以最高法主张在被盗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可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其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为据，认为最高法是将交强险条例第22条保险公司的垫付责任变成了赔偿责任，是对交强险条例规定的突破。这是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和最高法主张的误读。在抢救阶段，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与垫付抢救费用，是因为抢救生命的特殊情形和事故责任尚未依法认定所决定的，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的抢救对象，是参加交强险、享受保险责任的受害人，并且抢救费用的支付或垫付以医疗费用限额为限，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后，一旦确定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公司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而在诉讼阶段，不存在或已经脱离了抢救生命的紧急状态，事故责任已经明确，保险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是被告，只要符合保险责任的范围，保险公司承担的就是赔偿责任。因此，不可把保险公司在抢救期间与诉讼期间的责任性质混为一谈。


东营市人大内司委　　商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