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证据契约理论基础

（作者：许建添，华东政法学院）

　　证据契约[1]，由“证据”和“契约”二字组成，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证据和契约早已司空见惯，而对证据契约则比较新鲜陌生。然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关于证据契约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纳了证据契约制度，如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稍落后于德日等国，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的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罕见，有的也是在讨论诉讼契约时论述一点点。[2]研究虽未成气候，但前辈们的相关见解皆具启发性，值得重视。本文即对证据契约的理论基础作些浅显讨论，以抛砖引玉。



一、证据契约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即为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实不能证明时的责任承担的合意，即包含举证责任契约。证据契约具有契约最本质的特征：首先，证据契约的订立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其次，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当事人有选择缔结或不缔结证据契约的自由。再次，当事人之间达成证据契约时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一致的合意。但是，证据契约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约，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私法契约的内容完全是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而证据契约的内容大多是民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的自由处分和对程序性义务的自愿负担，这种处分和负担行为可能会对各民事主体之间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的影响。另一重要区别即在于证据契约产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约产生的效果，前者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后者产生私法上效果。



证据契约并非乌托邦，而有其理论基础：



（一）法理基础



契约的本质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证据契约作为“证据”和“契约”结合生成的词语，本身体现了私法精神对证据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蕴涵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法独特的价值，而证据法的“两栖性”亦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私法精神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张。私权的救济有赖于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将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目的在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纠纷的解决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要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法进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须依照民事实体法作出判决，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民事诉讼陷入停滞。“民事诉讼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的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3］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必然会延伸到带有私法性质的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作为实体法的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一自由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应尽可能地树立尊重合意的观点，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心证时，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证据处理和选择的合意，当事人有权就证据事项达成证据契约。可见，证据契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诉讼领域的延伸。

2.程序主体性原则之体现。近代以来，程序主体性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其实体权利的主体。当事人将纠纷交由法院解决，形成“三角”结构，法官代表国家权力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但这并未改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相反，实体上的主体地位转化成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程序上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在涉及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程序上保障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主体权；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应保障其有能够适时、适式地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4]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就应当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证程序主体有充分地参与程序的机会。当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有权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选择，以满足其程序主体性之要求。而证据契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契约的根源之一即选择，“没有选择，即使有了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对最简单的契约也没有意义。如果从契约的概念中去掉了选择，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约当事人就不是人类，而是群居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了。”[5]当事人通过达成证据契约行使选择权参与程序，使其程序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



3. 证据法的“两栖性”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随着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融合，当事人主义模式渐为人们所接受，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6]因此，证据法的内容不全为公法，总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任意规定”。当事人通过证据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权利，即使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与经济。



（二）诉讼模式基础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争，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差异带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证据契约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诉讼模式基础，那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而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依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7]而处分原则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包括：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二是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8]这说明，在对诉讼资料的处分上，处分原则与辩论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的意思自治；而证据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因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必然肯定证据契约这一民事行为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据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制度上的契合，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证据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讨论证据契约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没有实际意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9]这为证据契约制度在两大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证据契约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间的证据“合意”，却不使用证据契约这一提法。

振兴天津法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兰绍江）

【内容提要】：
目前，天津的法律服务人才严重短缺，法律服务功能跟不上社会发展需要，反映了法学教育的严重滞后。天津要在新崛起的“环渤海经济圈”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将加强法学教育纳入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彻底改变天津法学教育的“乱、散、软”局面。振兴天津法学教育，应当在培养目标、办学模式、管理方式上走自己的特色之路。
【关键词】： 天津 法学教育 特色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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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令人忧虑的数据

最近，有几组数据令人十分忧虑：
２００５年度国家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我市３８个课题中标立项，获国家基金资助２６７．５万元，这是我市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年度立项的历史最好成绩。本市立项课题涉及应用经济、经济理论、统计学、社会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新闻学、体育学等１７个学科，唯独没有法学学科。[1]
2005年4月，中国法学会科研立项在全国招标，天津市申报13项，竟没有一项中标。
2004年底天津市注册律师1600余名，为常住人口的1•6/万；同期北京市注册律师8800余名，为常住人口的6•4/万，几乎不在一个数量级上！[2]
在国家重点建设的学科中，法学共10大门类，分布在北京、吉林、湖北、重庆、福建等省市，天津空白。[3]
市委、市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快天津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增强“国际贸易服务”、“现代物流服务”、“旅游休闲服务”和“区域金融服务”等四大功能；完善“信息与科技服务”、“商贸流通”、“中介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服务”、“房地产业”等六大体系。[4]这无疑将进一步加速天津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然而却没有提及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服务功能和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这些数据说明，我们天津的法学研究严重滞后，法律服务人才严重短缺，法律服务功能还跟不上社会发展。这些又进一步表明，我市法学教育严重滞后，法学教育同天津市的地位和发展形势极不相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全市人民顽强拼搏，“三五八十”四大奋斗目标提前实现，增强了天津走向世界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标志着天津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里程。进入新世纪之初，中央决策，把“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定位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定位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平台。“环渤海经济圈”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21世纪中国经济腾飞的新起点。天津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大城市、连接东北亚和欧亚大陆桥的最近起点，应当在这一历史阶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张立昌同志曾经讲过：“面对新的形势，天津能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紧迫而又重大的问题。” [5]
天津必须加快发展，而法学教育的发展应当身居其中。现代市场经济是在法制规范下有序竞争的运行和发展机制；公民的法制意识与社会的法制环境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天津作为走向世界的“国际大都市”，不仅要靠经济的繁荣，而且也应当提升城市的综合素质，除了外向型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发展理念之外，必须构建社会的文明、法治、以及健全的服务功能和完善的产业链。法学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于社会文明、法治及各类服务、保障功能的紧密相关。天津要更迅速地发展，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应当将加强法学教育纳入整体发展战略规划。

二、 津法学教育的需求与现状

1、 律师是法律服务的专业队伍，律师队伍的状况是法律服务质量的基础与标志。仅以此一项计算，若以北京市律师数量与常住人口比例6•4/万为参照，天津律师缺口4800人；作为获取律师资格的全国司法考试，其历年合格率大约在10%，那么，要满足4800名律师缺口，至少应当有48000人的法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作为后备基数！若算上全市政法系统每年自然增员和其他法律人才需求，这个基数将更大。
2、近两年来，本市报考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文史类考生报考法学专业的，本科一批1755人（排位第一），本科二批1228人（排位第二），两项之和2983人，仅低于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3336人，其他专业都远远低于此人数。2004年本科一批报考法学专业的2569人（排位第一），本科二批1644人，两项之和4213人，总报考人数超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3781人），跃居第一。其他文史类报考人数均在三位数，远低于此。[6]
仅从如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法学教育的社会需求相当大。更不要说还有很大部分在职政法干部需要终身教育、不断提高；也有相当数量其他人群需要学习法律知识以充实自己或用于转行业。
但是，天津法学教育的现状却同广阔的社会需求极不相称。由于建国以后的历史原因，天津的法学教育起步很晚，大部分法学院系均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的，有的更晚一些。在法学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又缺乏统筹规划，形成了当前的“乱、散、软”局面。
所谓“乱”，是自90年代后期以来，各个高校都看到法学教育的前景和利益，不顾条件纷纷盲目开办法学或法律专业，一时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目前在我市开设有法学、法律专业的院校或教育机构，总共有几十家；除了较早开办的几家之外，客观上形成“诸侯割据”、互争生源的局面。这些院校的强项和特色不在法学，不具备相应的师资条件，许多课程需要以外聘教师为主，甚至因人设课，质量难以保证。
所谓“散”，除了表现为办学分散外，主要体现在人才、师资分散，难以形成优势与合力。目前，天津市法学教育（在职）师资估计在300多人，分散在几十个院校（系），相对集中的仅是几所资历相对较深的法学院系，如：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天津商学院法政学院、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等。其中具有师资质量优势的首属南开大学法学院（但其属于“与地方共建”的中央部属高等院校），它有正教授14人、副教授19人、中级以下职称的10人，其中大多数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法学科研的优秀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南开大学法学院。若论师资数量优势则属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由于它是天津建立较早的独立设置的专门法学院，20年来积蓄了一大批师资力量；它现有专职教师87人，其中正、副教授40人，几乎可以自行开设法学的所有门类课程,除主要从事大学专科教育和干部继续教育外，曾经开办过大学本科教育（后因政策调整取消）；经过教师自身数年努力和学院支持鼓励，已经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10人，即将取得硕士学位的11人。此外，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现有法学师资28人；天津商学院法政学院法学部师资25人；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师资20人；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法学系师资9人；其余院校（系）法学师资人数都更少。（如上数据均来源于各高校官方网站）全市法学师资总量不少，但终因分散而缺乏整体实力与活力。
所谓“软”，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人才分散，缺乏凝聚与合力，我市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在全国均排不上位，没有形成与城市地位相应的影响力。我们的这种弱势不仅无法同北京、上海、重庆等对等直辖市相比，就是同山东、辽宁、河北、江苏、浙江乃至一些西部省份比较，都自愧不足。其二，法学教育在本市各高校内部并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多数法学系院（系）资历浅、师资少、条件差，社会知名度和社会效益不佳，在高校内部无法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其他重点院系或重点学科并列，难以排上重要位置。由于这些客观因素，法学教育在普通高校内部发展缓慢，处于“疲软”状态。
如上述，“乱、散、软”的局面严重制约了天津市法学教育与科研的发展。

三、法学教育的振兴之路

天津的法学教育应当如何发展？我认为应当提倡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两个精神。实事求是就是依据天津以及环渤海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开拓创新就是不僵死地仿效别人的模式，要走自己特色发展之路。
第一、依据天津法学教育现状分析，我认为，振兴天津的法学教育应当在对全市法学教育资源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建设好一所独立设置的法学院，才能以其专业特色、管理特色和人才的凝聚创建天津法学的辉煌。如果仅仅采取个别院校的拼合（譬如据说正在运作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同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合并），并不是良好的方案，简单的1+1并不等于2。如果两个单位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缺乏合并的思想基础、地缘基础和合作基础，自上而下地命令式合并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内耗以及动荡，以往的类似教训在全国不少。一个全市人才、渐进形成的独立法学院会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内耗。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法学教育曾经是天津的荣耀。1906年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曾以其崭新的办学思想、严谨的办学形式、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先进的革命思想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北洋法政学堂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烈士的母校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传播基地，又被列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7]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北洋法政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和天津即将腾飞的新起点上，重建“天津法政学院”（或冠以其他校名作为“北洋法政学堂”的延续），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赋予其新的理念，重振天津法学教育雄风。
第二，天津法学教育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作为国内法学教育的后起之军，天津缺少北京的优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大学（法学院）、政法大学，它们具有：①地利优势：处在首都政治文化中心，资料丰富、信息快捷，又是国人向往的著名古都、文化胜地，我们无法与之相比。②天时优势：北京的法学高校已经有百年抑或几十年历史；多次的历史机遇形成了浓厚的积淀和优越的人文环境，因而在国内形成强大的影响。③人才优势：它们聚集了国内最著名、最权威的学者教授。其所以著名，一是在某个领域研究中博大精深，著述颇多，有代表性和影响力，成为大家；二是参与高层次社会活动广泛，社会知名度高，具有前沿水平。所述这些优势是天津短期内不可能追及的。模仿别人，永远落后；天津的法学教育要想争得人先，绝不能踩着别人的脚印走。张立昌同志曾经讲过：“观念转变是创新的先导，思想解放是发展的前提。因循守旧必然导致落后，开拓创新才能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8]天津法学教育应当审时度势，把握天津的优势、时代的需求，走出一条特色之路。我以为这个特色应当体现在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上。天津的发展、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精通国内和国际法律、能熟练地应用外语交流、具有法律服务和司法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法律务实型应用人才。培养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诚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自觉抵制西方自由化渗透能力，政治可靠、纪律严明、作风正派、求真务实，集知识、敬业、自律于一身的外向型实用人才，应当是我们天津法学教育的特色目标。根据这个目标，教学和管理方式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其一，用职业教育的模式培养本科层次的人才，突出实践教学，把理论知识融于实践训练之中，把传统的课堂教学同更多的研究探讨、司法实践相结合，把法学理论知识转换成运用法律于经济服务之中的能力。其二，强化外语作为基本工具的地位，加大外语交流能力培养的权重，从入学把关条件、到在学期间的教育训练、直至毕业技能考核，均以适应外向型法律工作需要为目标。其三，强化日常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教育，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抵制西方自由化渗透能力，造就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集体与国家观念、纪律观念，能自觉、自律地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身的新型、可靠的法律工作者。用“特色”的教育，培养“品牌”的人才，服务于天津、环渤海、乃至三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就是天津法学振兴之路。
第三、为减少国家投资中的重复和浪费，缓冲整合中的社会动荡，分三步实施法学教育资源整合，是最经济和最稳妥的方案。第一步，进行政法系统内部教育资源整合。现在，我市政法系统内部的教育和培训基地较多，各自独立，资源浪费较大，而且有许多具体问题（如招生规模、师资力量、办学层次、硬件建设、发展前景等）难以解决。但是，如果进行整合，就具有明显的地域、师资、实践、办学经验等硬件和软件优势，初具独立设置法学院的基本条件。整合后的初期，可以实行政法系统内部各家联合管理的“董事会”或“管委会”管理模式，兼顾各方利益与需求，集本、专科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短期干部进修、律师进修于一身；院长可由“董事会”或“管委会”考核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第二步，在第一步整合并运行正常、取得经验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实行不同管理渠道和模式的天津市法学教育资源的松散联合，提升“天津法政学院”办学层次，在吸收已有的高层次法学教育人才的同时，扩充高层次法学教育（法律硕士和博士）空间。第三步，在前两步磨合正常、水到渠成之时，实现天津法学教育资源的完全整合，集中力量办好一所天津特色的高等法学院，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领域实现长足的进步。
第四、实行“行业办学”（即由政法系统为主办学）的模式。教育系统办教育，当然具有优势；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院校和专业，由行业、系统为主去办，可以充分发挥其行业之长和两个积极性，有利于理论同实践、教育和需求之间的融合，利大于弊。譬如军事、警察教育只能由本系统举办；政法专业也有其特殊性，由本系统主办的优越性在于：其一，可以发挥政法系统管理严格、纪律严明、作风务实的优秀传统，强化学生日常管理，在政治、作风、纪律等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造就先天的优良品质。其二，便于系统内部协调，更好地安排和指导实践环节，并可根据实践变化的需求调整教学内容，使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其三，有利于接受用人部门的直接考核与监督，培养需求对路的人才。其四，有利于实现教学与科研两个基地建设的相互促进，有利于实现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有机结合。
历史给予了天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天津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应当抓住这个机遇。法学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法律服务、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的落后不仅与我们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不相称，而且严重影响着天津的文明形象。市政协主席、市委政法委书记宋平顺同志在2005年1月全市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和“繁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目标；市委副书记邢元敏同志在2005年7月深入调研时也要求 “紧紧抓住天津加快发展的重大历史性机遇，进一步加快教育布局调整的步伐，加强资源整合，推动全市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水平，为天津进一步加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期盼着，伴随天津经济的腾飞，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能尽快改变“乱、散、软”的局面，靠“天津特色”跃到全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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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天津日报-2005.6.1-第2版-要闻
[2]根据北京、天津2004律师注册公告
[3]天津日报2005.6.8-第12版-特别报道
[4]《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决定》津党发2005-4号文件
[5]张立昌：《党的建设的主题》人民出版社 2002年2月版258-259页
[6]天津日报-2005.6.8第12版 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