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化民族独立危机

张鹏


文化的多元性造成了不同种群不同的习俗和信仰，民族作为这些习俗和信仰的历史归属承载着众多的与其他民族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存在在不同的场域下会发挥出不同的功能，当然这里所说的功能仅仅指针对民族融合这一问题来讲的。作为一个实力相对弱小的民族有机体而言：一方面，他们希望自身的文化能够广泛的传播，获得其他民族的认可，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民族心理。另一方面，在打开大门与其他民族交流试图形成一种平等的互动的时候他们却略显胆怯，因为他们害怕被在同一时代比自身的文化更具有影响力和竞争性的外族文化所同化，以至于失去自身民族所特有的信仰与习俗。基于此，所以众多的弱小民族当它主观上认识到由于交流而铸成的平等性信任度开始减弱，民族灭绝性危机日益显现的时候，同时又有相当自信的民族对抗实力，则这种由民族文化的不同所引起的民族冲突将会以民族独立战争的方式被打破。
显然，由于上面两个方面所分别引起的正负功能的大小与民族冲突的剧烈性瓦解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并不是当负功能大于正功能时就当然的引起民族冲突的暴动性解决，这种民族性的社会暴动究其根源，我认为是由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性的信任度所决定的。当然，这种信任则是基于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同一国家这一情况来说的。因为在同一国度中，民主政体性的国家作为民族矛盾调节机制无法做到完全的民族平等，国家所能够调节的部分仅仅是宏观的能够切实控制到的显冲突，而对于那些由文化所引起的历史性潜冲突是难以着手的。在不同的国家中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民族独立已成定局，民族之间的冲突会通过带有明显民族性的国家解决，因而不存在以上所说的内部控制协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则要追究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因此，解决一国之内民族独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高度的平等性民族信任。就我国而言，民族之间的冲突一直难以和缓，先是藏独，而后又有疆独。虽然在建国初期，作为国家工具的中央政府采取了重磅出击，武力镇压的方式暂时稳住了西藏和新疆，但潜在的民族独立危机却依旧存在，同时基于硬性的武力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民族仇恨的不断升级，民族之间的平等性信任度逐步下降，更容易造成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胆怯心理增强。在当今以和平和共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硬实力实属下策，但硬实力用于对外恐怖势力却是很有必要。
我认为，解决内部民族冲突，化解弱势民族独立危机的最好方式是依靠软势力，以柔克刚，分而治之。所谓软实力是指仅仅依靠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政策性手段而不借用武力军事等暴力方式间接控制某一受众的生活、发展甚至社会心理倾向的一种国家控制方式。
软实力的运用自古就有，例如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恐六国贵族残余再次揭竿而起，与秦国对抗。因而采取了移居各国有势力的民众，使其分散居住，同时并制定相应的刑法配合行政政策。这一方式虽然没有完全避免六国残余的再次生势造反，但却不失为一个化解敌对势力的好方法，对于国家的稳定和有效控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始皇未能改革律法，统一六国后依旧以暴制暴，独尊法家，未能平等对待各国民众，体恤民情，因而造成了楚汉之乱，陈胜吴广起义。继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体系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在实现其霸权主义的方式上既有武力威慑，军事打击这一方面；同时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以及享誉全球的快餐文化间接地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试图将美式的价值观予以普世。我国对于台湾问题，前期试图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但由于美日势力的干扰久为得果。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国内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国际形势的逐步好转，对于台湾问题我国政府则转向了通过软实力化解台湾问题。例如两岸三通的顺利达成、大陆信用卡被允许在台湾使用等都体现了大陆更多的想通过软实力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主权问题，大陆试图造成台湾经济发展对大陆的过度依赖以及台湾民众强烈的统一愿望实现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
同样，对于藏独问题的解决以及疆独问题的解决最关键的在于内部势力的瓦解。正所谓内因重于外因，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重中之重在于如何化解国内敌对民族势力，提高少数民族对于优势民族和政府的信任度，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软实力则正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西藏、新疆的自主发展，尤其是在经济上每年给两自治区的财政拨款均在 以上，而中央政府却从未从以上两区征收过一分钱。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两地文化，旅游景区，发展两地旅游业，提倡东部应届大学毕业生积极投身西部，弥补当地科技短缺，支持自身独立发展。
以上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冲突，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其关键的败笔在于其未曾重点关注文化的同化这一命题。蒙满少数民族由于在历史上都曾统治过中国所以经过多年的文化融合，自身的价值观基本上已经被汉文化所同化，另一方由于这两个民族的聚集区都比较靠近内地，发展良好，对政府以及优势民族的平等性信任度较高，所以未曾造成民族独立问题。因此，从文化着手，借助汉文化的强大吸收力和同化力来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是真道理。
若从软实力文化方面入手应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两地少数民族民众在内地提供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民众迁居内地。促使少数民族敌对势力分散于各地，难以形成气候。第二，积极推进两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解构，促进民族文化融合，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可度。同时，还要加强青少年有关民族团结的教育，从根本上消解民族歧视与民族仇恨。外部则要加强对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的武力打击。另外，在外交上努力赢得各国支持，共同打击分裂势力。这样内外结合，软硬兼施才可以真正解决好藏独疆独问题。






在现代国家管理中，行政管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行政管理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纠纷也随之增多。与此相对应，行政救济就显得很重要，既防止行政权滥用，又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信访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救济的法律、法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能够获得基本的救济。然而，由于我国现有行政救济制度还不够完善，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能获得充分的保障，这和法制政府的构建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要更新行政救济的观念、完善和健全行政救济的制度和机制。

　　一、完善立法 扩大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法院受案范围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其第11、12条分别列举了应当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类型。这一规定较之以往制定的各个单行法，扩大了受案范围。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案件进不了诉讼渠道，公民告状无门的现象。从解决社会纠纷的目的出发，原则上应当让所有的行政争议能够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为了精确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避免出现“挂一漏万”现象，在立法技术上，法院受案范围宜采用概括式规定；对于特殊行政行为法院不宜受理的，用列举的方式明确排除。

　　扩展受案范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确立“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第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规范程序 确保救济公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行政救济程序的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有关行政救济程序缺乏公正性和公开性。例如，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2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目前这种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原则的方式，虽然方便快捷，但是难以确保裁判的公正性。

　　在行政复议程序方面，我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建议对行政复议程序进行改革：第一，改变书面审理方式为当事人双方共同参与审理方式。第二，引入听证程序，使当事人对整个行政复议活动进行监督。第三，建立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复议人员自行回避和相对人申请回避两种回避的情形。第四，规定律师代理和诉权告知制度。

　　三、健全体制 保障救济独立

　　行政救济机关的独立性是实现公正裁判和救济的必要条件及重要保障。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级法院设立了行政审判庭，同时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了行政复议机构。从行政诉讼救济上看，法院法官在实践中不独立，影响了独立裁判和公正执法。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也缺乏独立性。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主要有所属本级人民政府、上一级主管部门、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原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四种类型。

　　行政救济机构缺乏独立性，完善救济体制，保障行政救济机构的独立性，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第二，强化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的独立地位。

　　四、明确标准 加大补偿力度

　　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我国行政复议法第3条第3项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定行政复议决定”。可见，我国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上看，行政诉讼中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我国目前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但在现行行政诉讼中则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在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中都应确立行政合法与合理的全面审查标准，真正做到程序上合法，事实上客观公正。

　　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国家赔偿及国家补偿制度的完善。我国不能仅仅停留在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层面上的研究，还应更深入地对来自政府合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指国家赔偿制度的研究。

　　五、拓宽渠道 发挥救济功效

　　我国目前的行政救济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方式上，不利于行政救济功能的发挥，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我国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最直接的法律规定。

　　从实证角度来看，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行政救济必须拓宽渠道。第一，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它构成了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法理基础。第二，借鉴国外行政救济制度，设立行政裁判所。从性质和程序上看，行政裁判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裁判所独立办案，不受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干预，裁判所审理案件基本适应司法程序。当事人对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不服，除非法律规定相应裁决为终局裁决，可以允许上诉。

　　有权利必有救济。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具体措施。行政救济是法律救济的一种，是指国家机关通过解决行政复议、制止和矫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侵权行为，从而使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获得救济的法律制度。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