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城市排水管理条例
　　
2009年3月27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排水行为，保障排水设施安全正常运行，防治水污染和城市内涝灾害，治理和保护水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的规划、建设、管理和城市排水设施的使用、运营、维修及其相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统筹规划、配套建设。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发展改革、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财政物价、水利防洪、卫生防疫、质量监督等行政管理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城市排水规划与污水处理建设、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使用和保护城市排水设施的权利和义务，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进行制止和举报。
　　对在城市排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城市总体规划，遵循城市污水集中处理与综合利用相结合的原则，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城市排水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专业规划。专业规划应当包括降水、中水、再生水及污泥处置综合利用等内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提高本行政区域城镇污水的收集率和处理率。
　　第七条　新建城市排水设施应当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对原有雨水、污水合流的城市排水设施，应当制定雨水、污水分流分治的改造规划，列入年度建设计划。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污水管与雨水管连接。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排水设施项目，应当优先安排污水收集系统建设。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应当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并稳定可靠、经济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排水、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批。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排水排入水体的排污口的设置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确保排污口的设置符合水功能区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防洪规划的要求。
　　第九条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已覆盖的区域内，不得新建化粪池及相关活性污泥截污池、塘。
　　未被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覆盖的城市生活服务区，应当按规定配置格栅井、沉淀池或化粪池等污水处理设施。
　　在城市规划控制区域内，未被城市排水设施覆盖的居民聚居区、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度假区、机场、铁路车站等排放生活污水的区域和经济开发区、独立工矿区等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建立中、小型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行污水处理达标排放。
　　第十条　承担城市排水设施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具有相应的资质。
　　城市排水设施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国家规定的验收标准和验收程序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建设档案应当报送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财政预算和其他渠道筹集资金，统筹安排城市排水设施规划、建设、维护、管理以及补偿污水处理运营成本差额所需经费。
　　第十二条　城市区域具有排水功能的河道、沟渠的规划、建设、养护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章　城市排水许可
　　第十三条　在城市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排水户应当按照城市排水专业规划的要求，将污水排入城市排水管网。严禁排水户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
　　第十四条　城市排水实行许可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的下列排水户应当申请办理城市排水许可证：
　　（一）排放工业污（废）水、医疗污水的企、事业单位；
　　（二）排放污水的宾馆、酒店、垃圾中转站、粪便处理场、屠宰场、养殖场、农贸市场等；
　　（三）排放污水的机动车清洗场、建设工程施工工地和混凝土制品场等。
　　前款所规定应当申请办理城市排水许可证的排水户，由排水户所在地的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污水排放标准确定；未取得城市排水许可证的，不得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自建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符合城市排水专业规划，与城市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连接的，应当申请办理城市排水许可证。
　　第十五条　排水户申请城市排水许可证，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排水水质检测，并如实提交下列资料：
　　（一）城市排水许可申请表；
　　（二）有关专用检测井、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证明材料；
　　（三）按规定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四）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1个月内由具有计量认证资格的排水监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报告；
　　（五）由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的重点排放水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应当提供已在排放口安装至少能够对水量、酸碱值、化学需氧量进行检测的在线检测装置的有关材料；
　　（六）其他排放水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应当提供水量、酸碱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检测数据。
　　第十六条　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排水许可申请后，应当安排城市排水监测单位进行检测；监测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检测报告。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符合城市排水水质标准的，核发城市排水许可证；对不符合城市排水标准的，不予核发城市排水许可证。
　　第十七条　各类建筑施工作业需临时排水的，应当在排放前申请城市施工排水许可证，提交已建预沉淀设施等预防堵塞排水管网设施和排放污水水质达标的相关资料。城市施工排水许可证的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施工期限。
　　第十八条　排水户应当按照许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总量、期限和排放口位置排水。
第四章　城市排水水质监测
　　第十九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确承担城市排水水质监测职能的机构。监测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专业监测资格。
　　承担城市排水水质监测的机构，不得向排水户收取费用。
　　第二十条　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委托城市排水监测机构定期对排入城市排水管网的污水水质进行监测，出具监测报告，建立城市排水监测档案。城市排水监测机构应当对监测结果负责，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排水户和污水处理企业，应当为监测机构提供采样条件与必要资料。
　　城市排水监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监测的单位保守技术和商业秘密。
　　第二十一条　污水处理企业的出水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或省规定的排放标准。
　　污水处理企业对进水、出水水质进行抽样检验出具的水质检测报表，应当报送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排放水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排放水质的监测结果，由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每月依法向社会发布。
　　污水处理企业应当按国家规定报送进水量、排放水量、水质报表、监测资料。
第五章　污水处理运营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应当通过协议、招标等公开方式取得。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污水处理企业进行运行评估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运营。
　　城市污水处理企业应当依法取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排污许可证和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
　　第二十三条　城市污水处理企业进水水质水量发生突变、出水超标、运行障碍或者发生环境污染安全事故，应当立即作出应急处理，并向城市排水、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取证核实，进行相应处理。
　　第二十四条　城市污水处理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停运污水处理运行设施；
　　（二）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
　　（三）擅自停用污泥处理设施或将污泥随意弃置造成二次污染；
　　（四）虚报、瞒报、拒报、迟报、漏报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资料。
　　第二十五条　污水处理企业因设施检修、大修等，需部分停运或停运的，应当提前l5个工作日，报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污水处理企业同时应当报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因大修或突发事件造成污水处理停运的，必须启动应急预案，并在2小时内报告当地城市排水、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六条　凡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排放污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
　　污水处理费的具体征收标准，按城市供水价格管理权限审批。
　　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的用户，其城市污水处理费分类计入供水价格，由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一并收取；使用自备水源的用户，其城市污水处理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取水资源费时按当地城市供水价格分类标准一并计量收取。
　　收取的城市污水处理费应当全额缴入同级财政，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已交纳污水处理费的排水户，不再交纳排污费。
　　第二十七条　城市污水处理企业的污泥应当进行稳定化处理，指标应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处理后的污泥填埋时，应当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污泥及其产生沼气的开发利用和中水回用，推广先进的经济节能的科研成果与技术。
第六章　设施养护管理
　　第二十九条　城市排水设施养护、维修的责任按下列规定划分：
　　（一）公共排水管网由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二）自建的排水设施和其连接城市公共排水管网的支管范围内的设施由产权所有人负责。
　　（三）住宅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房屋所有权人负责。
　　第三十条　城市排水设施养护、维修责任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养护、维修技术标准，定期对排水设施进行养护、维修，确保排水设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汛期前，养护、维修责任单位应当对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确保汛期排水安全。
　　第三十一条　城市排水设施发生破损、管道堵塞等问题，养护、维修责任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修复、疏通。
　　养护、维修责任单位抢修排水设施、疏通排水管道时，公安、交通、水利、环卫、电力、通讯、供水、燃气等有关单位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不得阻挠。
　　第三十二条　城市排水设施建设、养护、维修工程的作业现场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第三十三条　城市排水设施的安全防护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标准、规范确定。
　　在城市排水设施安全防护范围内埋设其他管线的，应当征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按照城市管线统一规划进行施工。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危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一）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剧毒、易燃易爆物质和有害气体；
　　（二）向城市排水设施内倾倒垃圾、渣土、泥浆、沙浆、混凝土浆等易堵塞物；
　　（三）在城市排水设施安全防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在雨水口汇水面积区设障或堆放物品：
　　（四）在排水管道、沟渠覆土面上取土、埋杆、打桩及种植高大乔木等；
　　（五）偷盗、损毁、穿凿或擅自拆卸、移动、占压城市排水设施；
　　（六）其他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因建设项目需要移动、临时占用城市排水设施的，应报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七章　污水再生利用及中水设施建设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水资源状况，在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时，同步安排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设施的建设。
　　第三十七条　河湖景观、城市园林绿化、环卫和车辆冲洗等行业应当使用中水。
　　第三十八条　中水设施的设计、施工、竣工验收及水质标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
　　第三十九条　中水设施由房屋产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委员会负责日常维护，保证中水设施的正常运行和中水水质符合标准。禁止中水设施与城市供水管网连接。中水设施应当有明显标识，其出口必须标注“非饮用水”字样。
　　第四十条　供应中水可实行计量收费，中水水费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十一条　城市节约用水管理部门负责中水设施的监督检查，发现中水水质达不到标准使用或擅自停用的，应当责令整改。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将污水管与雨水管连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直接责任人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处以责任单位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标准建立中、小型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行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造成污染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城市排水设施覆盖的区域内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处以直接责任人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处以责任单位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申请办理城市排水许可证直接或者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处以直接责任人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处以责任单位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排放污水的水质不符合城市排水许可要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达标；逾期仍不符合城市排水许可要求的，撤销城市排水许可证，同时报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部门处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考核合格进行营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处以l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特许经营资格；造成经济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处以法定代表人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自备水源用户拒绝交纳污水处理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取水许可证，并处以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疏通，恢复原状，无法恢复原状的，承担赔偿责任，并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以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阻碍排水管理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任免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城市”是指四川省行政区域的建制市和建制镇。
　　（二）“城市排水”是指在城市生活、生产活动中产生的（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污水和降水径流由城市排水系统收集、输送、处理（净化、利用，如中水、再生水利用等）和排放的行为。
　　（三）“城市排水设施”是指城市污水处理厂（站）、排水管网、中水管网、检查井、雨水井、跌水井、计量器、加压站等各类设施以及城市区域内具有排水功能的河道、沟渠等组成的总体。
　　（四）“中水”是指部份生活杂排水经处理净化后，达到国家《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可以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论“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

宋绍青


内容摘要：在国外刑法理论中“不知法律不免责”是一条古老的规则，在社会发展节奏十分缓慢的历史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这一规则面临着一些争论与问题。本文对国内外理论及实务界对这一规则的不同态度和理论依据进行了阐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对“不知法律不免责”规则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法律错误 犯罪故意 违法性认识 地方性认识

　　一、历史沿革

　　“不知法律不免责”（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 )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一个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遵循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历来的通说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两类，并认为事实错误阻却故意，法律错误不阻却故意。

　　“不知法律也不能免责”原则，起源于一概不允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期的绝对责任。关于事实认识错误，在13世纪的布莱克顿的教科书中，已承认其为抗辨理由；与此相对，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判例却一贯给予处罚。其最古老的判例是1613年的Vanx案。该案判旨认为，即使不知英国法律，但由于认识到被起诉的事实，不知法律也不成其为抗辨理由。

　　任何一个法律原则的产生都同一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原则在社会发展节奏十分缓慢的历史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中世纪的法律认为“行为人主观意图与惩罚无关，因为法律惩罚的是行为本身”，那时的法律尚未发现蓄意杀人与偶然杀人有不同之处。尽管今天的普通法比其源头安德鲁——德国氏族法来说已有许多进步，但“法律错误或不知不可辩护”这一规则仍然没有变化地流传到今天……然而，工业革命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新的法律规范不断大量涌现，其中不少规范同千百年来依据共同习惯形成的道德观念联系不甚紧密。因此，在当今社会若不加区分地死守“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原则，就可能导致与情理相悖离的现象。因而，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乃至于立法中出现了某些变通。在当代西方各国刑法之中，对法律错误可作辩护理由持最宽容政策的是德国刑法典第17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缺乏实行不法的认识，那么，他就是无责任地行动的，如果他不能避免这种错误。如果行为人能够避免错误，那么，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该款为”特别的法律轻处根据”。——笔者注）轻处刑罚。”，在美国，一些例外的判例纷纷出现，特别是《模范刑法典》第204条第（3）项更是明文规定，“确信其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时，如有下列所规定的情形，可作为对基于其行为所生之罪的追溯的抗辩：（a)行为人不知规定犯罪之制定法或其他成文法规的存在，且在实行被追诉的行为时，其法令尚未公布或处于其他不能知悉法令存在的状态时……”。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同“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一再被引用。然而，近年以来，开始有不少学者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在立法上，关于刑法中错误问题，始终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空白点。据介绍，在刑法典制定过程中，曾于第22稿第17条规定：“对于不知法律而犯罪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但是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第33稿中却删掉了该条内容。1979年刑法典对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均未以法条的形式明文规定。一些学者在起草刑法修改理论案时，建议对事实错误加以规定，但未能被1997年刑法典所采纳。

　　二 相关的理论论述

　　“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之所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许多理论在支持这个规则，该规则的存在维持着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协助司法活动、鼓励知识、遵守法律、保持司法规则的一致性。不得不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理论都太过于实际和功利。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一个人只有当有意地实施他明知是犯罪的行为时才构成犯罪。现在，许多人对“法律错误不可辩护”这一规则持批评态度，采用该规则的功利性原因已受广泛的质疑。下面本文将对有关的论点作一下简要的介绍：

　　（一）一般性的理论探讨

　　 1、国外学者的观点。英美刑法理论一般从三方面说明上述原则的根据：第一，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即应当知道法律。布莱克斯顿说：“具有辨别能力的任何人，不仅应当知道法律，而且必须知道法律，并推定其知道法律，因此，法律认识错误在刑事法上不成立任何抗辩理由。这是罗马法的格言，也是我国法律的格言。”第二，如果法律认识是免责事由，则被告人常常主张法律认识错误，事实上又难以证明，因此根本不可能裁判。第三，法秩序具有客观含义，法律是具有客观含义的规范，刑法所表现的是通过长期历史经验和多数人社会舆论形成的客观伦理。当法律与个人的信念相对立时，法律处于优先地位，故法律认识错误不是免责理由。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也多从这几方面加以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对“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的主要反对理由是“惩罚一个遵守法律，认为自己行为合法的人是显然错误的”、“惩罚对象应当在主观上具有道德可责性”。由于在古代大多数犯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的，所以以上对“法律错误不可辩护”的反对理由对古代意义不大，然而现代社会立法机关规定出许多“法定犯罪”，法律“预先假定人人都懂法律”就无论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站不住脚。

　　 2、我国学者的论述。我国有学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来论证“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的合理性。实体法方面的理由是：首先，刑法规范是以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社会实践、习惯和常识为基础的，因而这些规范可以推定为人所共知，“杀伤无辜”、“奸淫”、“偷盗”等等，即使不知法的人，也都知道这是不能容许的错误行为。其次，作为犯罪要件的罪过，其内容并不要求包含认识行为的违法性，因此不知法完全不影响罪过的成立。诉讼法方面的理由是，如果实体规范被推定为人所共知，诉讼上就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无法执行实体法。假定被告说：“我不知道法律上规定这种行为是犯罪”。这句话无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因为他本人就是证据；但控告一方要进行反驳是很困难的，有时简直是不可能的。为了诉讼顺利进行，确立“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前提是必要的。 有学者认为刑法规范具有两重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不知法律不免罪”原则：“……从概念上区分刑法的两重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够藉此进一步明确刑法功能的两个重要侧面：第一，要求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刑法规范，通常只需反映规范的表层内容——具体的行为方式以及同行为相联系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刑法制裁犯罪的社会生活基础。因此，法律只要求社会成员从一般社会准则和道德要求的层次上了解刑法的基本精神，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犯罪的构成要件。‘不知法不为罪不得作为犯罪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的刑法格言即源于此”。一种比较有中国特色的论据是认为我国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法盲存在，在当前条件下，要求人们都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犯罪，从而将法盲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处，是不现实的，是脱离我国实际的。并认为“这种做法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因为不懂法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懂法的人则会承担刑事责任，这显然不公平。”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是个人决定其作为或不作为的依据。知法而犯法的，表明行为人“对法有敌意”，国家便拥有对其进行处罚的依据。因此“不知法不为罪”不仅有其深厚的观念基础，而且有其法理依据。针对上述学者提出的我国目前存在相当数量的法盲，将法盲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不合我国国情的理由，冯军博士认为“法盲中的大多数在良心的看守下成为守法者，就是那些犯了法的法盲也有种种情形……对于法盲中那些由于教育环境的恶劣、物质生活的穷困等没能知法，不幸误犯了法律者，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 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不惩罚法盲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惩罚知法者而放纵法盲不公平的理由，冯军认为“至于说要求有违法性认识，就会鼓励人们不学法，甚至会产生不公平，也是片面的看法。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人们学法、知法、守法是为了保护自己……法本身的功能就是鼓励人们学法。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负刑事责任而不学法，只有那些卑劣的人才做得出来，倘若真有这样的人，不妨宽容他一次，待到下次再犯时，就完全有理由重重处罚他。知法犯法者应比不知而误犯者负担更重的责任，理所当然，有什么不公平的呢？要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许有行为人自身的原因）没能知法的人，都承担刑事责任甚至是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实是过于苛酷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学者已开始转变立场，由支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转变为对该原则提出质疑。

　　（二）道义责任论与功利责任论的争议

　　在刑法理论中，有关“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争论可以细化为：犯罪故意的内容是否包括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进而表现为违法性认识错误能否成为减轻刑事责任的依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刑法理论上的两大主要学术流派，他们之间的争论几乎贯穿于刑法理论的始终。在责任领域，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成为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基本对立点。

　　道义责任论的基本观点是，犯罪是基于人的自由意志实施的行为，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均具有自由意志；故意、过失实际上是对基于自由的意识活动所实施的犯罪的认识要件，基于这种自由意志的活动而实施犯罪行为时，才能受到伦理上的非难，对行为人处以作为报应的刑罚才是正当的。社会责任论的基本观点是，所谓责任，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被社会科处作为社会防卫手段的刑罚的法律地位；犯罪是人的素质与环境的产物，犯罪人并不具有选择犯罪行为与适法行为的自由，因此就犯罪行为对行为人加以非难是不可能的；刑法是对犯罪人将来再犯罪的可能性即性格的危险性，进行社会防卫的手段；正因为犯罪人在性格上具有危险性，所以处于承受社会的防卫处分的地位，这就是责任。由于基本立足点的不同，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支持者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坚持社会责任论的学者认为，公民有知法的义务，只要法律上已经规定为犯罪行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误解，不影响故意的成立。如不知法能免除刑事责任，后果将是荒谬的。“把违法性意识做为故意的要件，就等于是公认无罪，国家自动放弃其生存权。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威，应该肯定违法性意识对成立故意是不必要的。”而从道义责任论出发的刑法学者则认为，故意之成立，必须以认识违法为要件，一个人没有公然违反法律的意识，就没有处罚的理由。“在无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承认故意责任，这是单方面强调国家权威而无视刑法的意识决定机能的。”针对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的争论，有学者提出了二者加以拆衷的法定犯与自然犯区别说。该说为日本著名刑法学家牧野英一所提倡。牧野认为自然犯的规定根植于大众所奉行的道德原则之中，因此犯此种罪的反社会性在行为本身中已经蕴含，无须再有违法性意识。而法定犯与社会成员咸知共守的道义观念并无实质联系，仅是出于某种政策的考虑才规定为犯罪的，因此构成此类犯罪应具有违法性意识。由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并无明确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判定某种犯罪是自然犯还是法定犯，而且还存在着“法定犯的自然犯化”的现象。基于此，学者们对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进行了批判。尽管如此，牧野在讨论违法性认识问题时，不一概而论，而是在对犯罪类型做一定区分后分别下结论的做法确有可取之处。就连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认为自然犯、刑事犯不需要违法性的意识但法定犯、行政犯需要的立场，在面向实际上具有合理性……”，这种观点也开始为我国的一些学者所接受。

　　三、另一种文本的考查：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

　　法律更多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乡民社会，而非市民的社会（civil society)。乡下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这种状况到本世纪也没有多少改变。在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和劳作于乡村。“农村”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而且是一种政策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农村、农民问题。所以，研究理论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不能不关注农村、农民问题。

　　前一段时间，《被告山杠爷》这部电影放映后曾在法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论。山杠爷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他的职责和品性使他与村里的一些人发生了冲突，有时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合法律规定的手段强迫村民。后来村里有个媳妇，经常打骂婆婆。山杠爷看不过，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山杠爷命人把这个媳妇抓了起来，游了街。这个媳妇深感羞愧，跳河死了。很快，事发后，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对此，山杠爷感到十分困惑，他无法弄清自己错在何处，同样，村里的人也认为山杠爷并没有做错什么。

　　对于这部电影，不少中国法学家评论说司法人员能够严格执法，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法律不能迁就某些人落后的观念。在法制发展的过程中，总需要有人做出牺牲。也只有如此，才能把知法、守法的观念钢筋铁骨般打进民众的灵魂中去。笔者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因为这种观点具有太强的威权主义的意味。如果不加限制，它必定会导致在其他领域剥夺人们进行选择的自由。正如苏力所言：“然而我的确对那种大写的普适真理持一种怀疑，因为这种大写的真理有可能变得暴虐，让其他语境化的定义、思想和做法都臣服于它。在近现代历史上，这种经验教训并不少见。”同时，这种观点即使动机是非常纯正的，有时结果也将与制度设计者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它并不能使我们所主张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因为法制的建立，尽管需要强制，但最主要的是得到人民的自觉遵从。”在一个“被正式法律制度遗忘的山村中”，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规则、习惯和风俗。这些要素的结合即是所谓的“地方性法律”。尽管，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些“地方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制度的设计者所认可，然而，尽管执行“法律”的人可能违反了正式的国家制定法，他的行为一般也能为村民们所接受，具有某种合法性。在正式的法律未来之前，这些地方性的“法律”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在乡村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正式的法律来了，原已建立的平衡被打破，这些地方性的“法律”就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有人虐待婆婆需要管，可正式的法律又无法管，同时还不允许乡民管。这注定会破坏人们社会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不知法不免责”这一原则。在我国还存在较大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对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法律要求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那种“人人都应懂法”的预设很容易就打破乡村社会原有的平衡。即使退一步说，法治的建立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有什么理由由乡民们做出牺牲呢？又有什么权力强迫他们接受这种以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换来的法治呢？这种牺牲是否会证明是一种没有收益的代价呢？